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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传棨:李达和王会悟在为中国共产党创立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了重大贡献纪念中国共产党创立100周年

点击次数:  更新时间:2021-09-14

【摘要】李达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毕生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做出永不可磨灭的突出贡献。为进行建党的思想理论准备,在斗争中竭力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为此,主编党的第一个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创办“平民女校”,培训党的革命干部、特别是妇女干部。王会悟积极协助李达主编《共产党》月刊和“人民出版社”的编务和印刷工作,承担了“平民女校”的全部校务工作。包揽了党的“一大”的会务工作,是党的“一大”坚强“卫士”。她同李达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关键词】共产党;平民女校;马克思主义;党的一大“卫士”


李达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先驱者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李达为坚持、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特别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任何困难危险的环境下,表现了百折不挠、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伟大气概,直至76岁的高龄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真理而被迫害致死。他的夫人王会悟同志为帮助和支持李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活动,而默默做出了杰出贡献,特别是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圆满召开,起了至关重大的作用,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为后人称之党的一大“卫士”。

一、李达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竭力传播马克思主义

李达,号鹤鸣,1890年10月生于湖南零陵县一个佃农家庭。弟兄五人,只有他得到读书机会。读了几年私塾后,他于十五岁时考入公费的永州中学,开始接触了一些新知识,读中学时就知道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在当时的学生“反日救国运动”的影响下,少年李达不仅积极参加了反帝爱国运动,而且产生了强烈地爱国主义思想。1909年,李达考进了京师优级师范,途经汉口、上海、天津时,到处看到的是外国的兵舰、商船、军警、银行、教堂等,明白了什么是外国人的租界、中国的生死存亡已经到了什么地步问题。立志学习科学知识,复兴国家。在京师求学时期,辛亥革命爆发了,他抱着“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强烈愿望,考取了留日公费生于1913年远渡日本,到东京第一高等师范学习理科,探索救中国的道路。但是,事实同他设想的相反,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教育和对中华民族的侮辱,使他难以忍受。同时国内的情况也越来越糟。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了“二十一条”的要求,留日的中国学生义愤填膺,决定开示威大会,表示坚决抗议。可是连集会的场地都难以找到,同学刚刚聚集起来,就被日本警察武力驱散。因而使李达的心情十分彷徨迷茫,沉痛地感到,日子是过不下去了。如果不寻找新的出路,中国一定要灭亡了。可是新的出路在哪里呢?李达曾回忆说:“这对我仍是茫然的。当时我们就像在漫长夜里摸索道路的行人一样,眼前是黑暗的,内心是极端苦闷的。”

正当李达找不到救国救民的出路,而“内心极端苦闷的”时候,俄国十月革命一声春雷,使他看到了民族的希望。当时他从报刊杂志上读到有关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和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开始产生了对十月革命的向往。在十月革命的鼓舞下,李达在竭力译介和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同时,积极投入了中国留日学生的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和满清政府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1918年4月,中国留日学生得知段祺瑞政府同日本秘密签订了卖国反俄的“中日共同协定”后,纷纷怒不可遏,于5月7日在东京开会抗议,决定组织留日学生救国团,罢课回国。李达率领留日学生救国团回国赴京请愿。到达北京后,立即同代表团成员龚德柏等到北京大学与学生领袖邓中夏、许德珩等会面,商讨组织示威请愿运动,并于5月21日发动了强烈反对反动统治当局大规模地游行示威请愿运动。这是中国学生的第一次示威请愿运动,遍及上海、天津、南京等地。这次示威运动,成为“五四”运动的预演和先导。虽然,这次运动未达到预期的目的,遭到失败。但是,对李达来说,受到了一次很深刻的教育,使他由爱国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决定性一步,正如后来他回忆所说:“这次挫折,使我们深切地觉悟到:要想救国,单靠游行请愿是没有用的;在反动统治下,‘实业救国’的道路也是一种行不通的幻想。只有由人民起来推翻反动政府,像俄国那样走革命的道路,而要走这条道路,就要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俄国人的革命经验。”因而,他毅然决定于当年(1918年)6月再赴日本,放弃了理科的学习,全力投入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

在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李达以极大的毅力和政治热情研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1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对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以及阶级斗争理论有了一些理解,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之后他还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马克思经济学说》等著作,向国内作介绍和宣传。其中《马克思经济学说》被李大钊列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学习文献。同时,他密切关注国内形势的发展,并向国内投寄文稿,如《什么叫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目的》等参加斗争。特别是当他得知“五四”运动的主帅陈独秀被捕,立即写了《陈独秀与新思想》,强烈谴责段祺瑞政府迫害爱国志士;热情赞扬陈独秀宣传新思想的功绩,并坚定地表示要用革命的‘新思想’改造旧制度,建设‘新国家’。李达在这篇文章中鲜明地尖锐指出:“顽固守旧思想的政府能捕得有‘新思想’、‘鼓吹新思想’的陈先生一个人,不能捕得许多有‘新思想’、鼓吹新思想的人。纵使许多都给政府捕去,那许多人的‘精神’还是无恙的。今日世界里面的国家,若是没有把‘新思想’来建设改造了‘新国家’,恐怕不能够立足在二十世纪!”

1920年春天,李达抱着走十月革命道路的明确目的从日本回到上海,同陈独秀、李汉俊等决定发起筹建中国共产党。1921年2月,他接替李汉俊出任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代理书记,全面主持上海共产党的工作。在这一时期,李达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作理论准备,并为在实际活动中更好地宣传马列主义,他创办了党的第一个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作为主编他发表了《马克思主义还原》《社会革命的商確》《讨论社会主与梁任公》《无政府主义之解剖》《评第四国际》等,一方面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另一方面批判了反对建立共产党的各种假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机会主义等论调;,之后还在王会悟的协助下创办“平民女校”,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培训党的革命干部,特别是女干部。

《共产党》月刊是上海共产党组织出版的秘密的理论刊物,于1920年11月7日创刊,发行量达五千份,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树立起“共产党”的大旗。它宣传马克思主义,坚持革命方向,批判和反对假社会主义、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它以宣传关于共产党的理论知识、刊登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材料为主要任务,它对全国各地共产主义者的建党工作,给予了重大指导意义。《共产党》月刊共出版了六号(期),每号都有一篇“短言”《共产党》月刊大体经历三个历史阶段:1.第1-3号的主要内容完全适应发动建党阶段,其中着重介绍了列宁的建党学说和其他国家的党的建设经验,批判了修正主义,提出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任务。2.1921年5、6月间出版了第四、五号,适应了筹备党的“一大”阶段的要求,为了加强宣传马克思主义,扩大刊物的影响,就改为半公开性的刊物。其中着重就党的基本主张、基本纲领、基本任务等作了说明。3.第六号是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后,于1921年9月出版的。其中发表了党的“一大”决定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宣言》和《太平洋会议及我们应取的态度》,后者表明了新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发表的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第一个坚强的宣言。第六号《共产党》月刊是至今看到的最后一期,从而说明这个月刊在完成建党的历史任务后,就停刊了。

现在看来,李达通过主编《共产党》月刊,为建党的思想理论准备工作,做的比较全面和踏实的。首先,它批判和扫清了阻碍建党和否定新诞生的中国共产党的各种假社会主义、反社会主义的谬论。对以梁启超为首领、张东荪为主将的研究系的假社会主义、鼓吹资本主义、反对革命的谬论,进行了深刻地批判。李达在《张东荪现原形》、《社会革命的商榷》、《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等文章中,批驳了他们所谓中国“无地主资本家”、“无劳动阶段”的谬论,揭露了他们的“巧言饰词”,无非是“改良主义的社会政策派的劳动运动”的实质和地主资本家的“走狗学者”的嘴脸;明确指出和论证了“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干社会主义要靠革命,不能靠改良。”其次,《共产党》月刊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它刊出的许多文章、译文和消息报道中,都明确地、系统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在月刊的各号中具体地阐明了:第一,关于共产党的性质,“是有阶级觉悟的劳工中间的激进分子组织的”(第二号第11页),“共产党就是革命军的总司令部。”第二,关于党的指导思想,明确指出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实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即革命的社会主义”(第一号第5页)。第三,关于共产党的纲领。月刊介绍了列宁关于共产党要制定与机会主义相对立的共产主义纲领的思想,全文发表了美国共产党的纲领。在批判研究系的假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过程中,明确指出:“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挽救支那”,“共产党的目的,乃在于实现共产主义”提出“我们共产党在中国有二大使命:一是经济使命,一是政治使命”。经济使命就是把生产和交通工具收归社会公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政治使命就把政权夺回劳工阶级手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的国家,最终消灭阶级。此外,《共产党》月刊关于党的组织原则、组织机构、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党风,以及防止独断专行、出现个人野心家等方面,都作了说明和规定。

总之,李达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竭力在斗争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并通过主编《共产党》月刊,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使他和李大钊、李汉俊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三李鼎足”。受到毛泽东高度评价:说李达“在早期传播马列主义,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当面称李达“是黑旋风李逵,你比他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你有李逵之大仁、大义、大勇,还比他多一个大智。你从‘五四’时期,直到全国解放,都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这些大人物,都挨过你的‘板斧’,你在理论界跟鲁迅一样。”可是,在1966年,李达以76岁的高龄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真理,反对“顶峰论”而被迫害致死。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沉痛史实,相信今后在我们党内不会再发生这样的悲剧。

二、中国共产党创建前后王会悟积极协助李达传播马列主义

王会悟同李达一样,也为党的事业做出了历史性的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在她的生平中,从来未担任过任何要职,但她的功绩却十分卓然,令人敬仰。

王会悟于1898年出生于浙江嘉兴乌镇的一户书香门第。父亲是晚清的一名秀才,开着私塾从事启蒙教育,母亲贤惠能干,刺绣技术闻名乡里。王会悟从6岁起就随父读书,1916年,她考入湖州教会学校“湘郡女校”。入学后如饥似渴地吸收着新思想、新文化。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成了她爱不释手的读物,进而以敬佩的心情给陈独秀、恽代英等先进人物写信,表示赞扬新文化运动,采用白话文,拥护他们的革命主张。不料,陈独秀在百忙中给她回信,称赞她“胆子大”,勉励她“多读书。”信中还欣喜地表示“新思想都影响到教会学堂了。”1919年王会悟到了上海,这是他的政治思想大提升的一年,参加了“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工作。不久为“上海女界联谊会”理事、《妇女声》编辑、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当时李达作为留日学生总会代表回国交流思想,与“上海女界联谊会”经常来往,也与王会悟在工作中相识。在不断地接触中,李达坚定的革命信仰和渊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让王会悟敬佩不已。到1920年下半年,两人喜结连理。从此,王会悟成为李达筹建中国共产党伟业的得力的伙伴。王会悟积极协助李达主编《共产党》月刊的编印事务,全力承担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党的“一大”)召开的会务工作,积极联系布置正式会议场所,安排代表们的食宿问题,她亲自筹办购买外地代表们用的卧具等。并负责警戒会议和代表们的安全工作。不出所料,7月30日晚上,举行第六次会议,同前几天一样,也是晚八时开始,全体代表除周佛海因病缺席外,继续讨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会议刚刚开始不久,突然有一个陌生的男子,从后面闯入,这是法租界巡捕房的一个密探。王会悟立即问他找谁,此人提出一个显然虚构的人名,然后伪装地说“弄错了”就匆匆离去。王会悟立即将这个情况报告了大会主席张国焘和翻译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依据他对地下工作的经验,非常警觉地说,此人可疑,建议立刻停止会议,所有代表分头离开。

由于这个突然事故的发生,党的“一大”会议不宜在上海租界内继续举行。多数代表于当晚12时左右聚集在渔阳里2号李达的寓所,商讨转移会议地址时,王会悟真切热心地提出,在上海找不到适当的地点,可以到她的家乡浙江乌镇,又位于嘉兴南湖之滨,从上海乘火车只需一个多小时。那里环境幽静,可以雇一只大画舫,代表们既可安静地开会,也可以观赏湖景。代表们对她的提议极为赞成,认为这是“万无一失”的好办法。李达当即叫王会悟去上海北站了解去嘉兴火车的班次。第二天黎明,王会悟乘头班火车先去嘉兴,在鸳湖旅社包租两间客房,作为代表歇脚之处,同时托旅社代雇了一艘中等画舫,点了一桌酒菜,她在那等候代表们。

7月31日早晨,代表们十分警惕地采取了相应的安全措施,为了缩小目标以免引人注意,决定代表们分两批乘车前往嘉兴。当时,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因为是外国人,过于引人注目,行动不便,未去参加。陈公博夫妇由于在李汉俊哥哥家中受了一场惊吓,加上次日黎明他所住的大东旅社发生一起血案,吓得他不敢出席会议,当时乘车去杭州游玩了。代表们于上午10时前后先后到达了嘉兴,王会悟迎接大家之后,就一起到湖畔,通过摆渡的小船,登上事先租定的画舫。根据王会悟的回忆,这只画舫,两侧有玻璃窗,前舱搭有凉棚,后舱设床铺,中舱是一个客堂,中间放着一张方桌,两旁摆放着靠椅和茶几。为了会议的安全,代表们带有麻将牌和乐器,桌上备有茶点,以游山玩水的形式作掩护。王会悟装扮成歌女,始终在船头上望风放哨,充当会议“卫士”。并约定了暗号动作,王会悟若敲舱板,大家就收起资料,拿出麻将牌摆出打麻将的样式;若有别的游船靠近,王会悟就哼起嘉兴小调,手敲舱门打节拍,大家立即高声叫着“一索”、“二索”从中舱传出来,好似在打麻将。这一天是阴天,大家上画舫不久,就下起小雨,游人渐渐散去,代表会议就在11时开始了。

这次会议,可以说是上海第六次会议的继续,完成了当时未能进行的议程。首先讨论和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这两个文件是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解决本国党的建设实际问题的重要文献。它对党的名称、党的基本任务和最终奋斗目标、对党员条件和入党程序、党的组织机构和组织工作制度、党的纪律和党的领导等问题都作了规定。“一大”党纲,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规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党纲明确提出,“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其实质是要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一大”通过的《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决定全党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首先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决议对开展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都作了具体规定。

“一大”通过的党纲,确立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就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政党有着本质的不同,它以简明的语言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些重要原则,说明中国共产党从它开始诞生起,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她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最后议程,选举出陈独秀、李达、张国焘组成的中央局。由于陈独秀是当时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人物,大会选举他为中央局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这里,也充分说明了王会悟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做出了历史性的、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中国共产党正式之后,她又积极协助李达建立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创办“平民女校”,开设笔耕堂书店,为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默默地全力工作。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产生的中央局,实际上就是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李达是中央局的成员,自担任中央宣传主任之日起,就全力以赴地担负着全党的宣传领导工作,并根据中央局决定,于1921年9月1日主持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设在李达的寓所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成都北路7弄30号)。因为是秘密出版机构,防止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破坏,故在人民出版社的书刊,有意印着“广州人民出版社”字样,社址则印为“广州昌兴新街二十六号。李达在《新青年》第9卷第5号发表了《人民出版社通告》,说明出版社出版书籍的目的、出版书品的性质以及对著者、编译者的要求,特别明确说明人民出版社的主要任务,是出版发行马列主义理论著作,并公布了计划出版的具体书目。由于反动势力的迫害和物质条件的局限,原订的出版计划未全部完成。但在李达和王会悟全力合作下,克服了种种困难的情况,在短短一年内出版了十五种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当时,在随时都有被查抄没收乃至坐牢危险的形势下,王会悟无所畏惧,竭力协助李达编辑、付印、校对、出版发行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出版发展史上,李达之所以发挥了拓荒者的作用,是和背后的王会悟默默努力工作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集中致力于工人运动,并把妇女解放运动作为主要任务之一。以及其他情况的急需,陈独秀就和李达商议,“在上海创办一个平民女校,以期培养妇运人才,开展妇女工作。”同时也可帮助一些干部家属边学习文化知识,边掌握劳动技能。但是,当时党还处秘密状态,不能公开办学,王会悟是“上海女界联合会”成员,李达和陈独秀便同她商量能否用“上海女界联合会”名义办“女校”。王会悟当即找女界联合会会长黄宗汉商谈,并得黄的欣然赞同。于是,李达在王会悟的帮助下,以“上海女界联合会”的名义,积极筹办上海“平民女校”。经过近三个月筹备,于1922年2月,在王会悟的参与下,“上海平民女校”正式建立。李达任校长,王会悟担任工作部主任,负责具体的事务工作。“女校针对学生的特点,开设了高等班和初等班,实行半工半读。课程除了一般的国文和数理化外,还设有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等,教师都是有深厚学养的知名人士,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如陈独秀、刘少奇、陈望道、沈雁冰、李达、周昌寿等,从培养妇女干部的需要出发,女校经常组织学生参加工人运动和党团组织的各种活动。如1922年初,杨树浦月华纱厂工人举行大罢工后,平民女校的学生在四马路、南京路等地募捐,支援工人运动。同年3月在上海举行的追悼黄爱、庞人铨烈士大会和5月举行的马克思诞辰大会等,女校学生都积极参加。学生中的积极分子王会悟、王剑虹还参加了《妇女声》半月刊的编辑工作。平民女校不仅为党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妇女干部,而且成为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一些党内会议曾在该校楼上召开。1922年党的“二大”以后,毛泽东约请李达去湖南办自修大学,适值蔡和森、向警予回国,李达便将平民女校的工作交给他们。李达偕王会悟去长沙。主持“湖南自修大学”的校务工作,并主编《新时代》杂志。根毛泽东的建议,王会悟任该校附属中学部英文教员,在此期间,王会悟夫妇与毛泽东结下了浓厚的革命同志情谊。大革命失败后,王会悟随同李达秘密回到上海,与党失去联系。但在十分困难和极端危险的情况下,他们仍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王会悟还化名“王啸鸥”,组建笔耕堂书店,出版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1933年至1937年,他们居住北平,王会悟在中国大学担任教务工作,并在进步学生中做了许多工作。在些期间,为出版、发行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王会悟花了许多心血,并设法把书迅速送往延安,毛泽东收到书后,反复阅读,作了详细眉批,并向延安哲学研究会和抗日军政大学推荐这本书。毛泽东在给李达的复信中,称赞他们夫妇:“你们是真正的人”。建国后,王会悟在政务院从事法制工作,后因多年劳顿,体弱多病,于1960年离职休养。1993年10月病逝,终年96岁。王会的一生,看似平淡。但是,她的一生却时时为党的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正如有学者所言:“她一生功绩卓然,却从未担任过任何要职,繁花看遍从容淡定。顺水而来,随风而去,淡淡一个背影,融入了历史烟雨。”

三、弘扬红船精神传承先贤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

在嘉兴南湖画舫中,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运用于中国实践的伟大成果,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从它开始诞生起,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它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通过的《纲领》确立了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深刻表明中国共产党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和其他非无产阶级政党有关本质的不同。党的“一大”形成的革命精神,习近平同志认为是“红船精神”。2005年6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光明日报》刊发文章,对红船精神作出概括:“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抚今追昔,红船精神正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无不与之有着直接的渊源。红船精神树起了一座体现时代和社会发展方向的精神丰碑,引领我们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战胜艰难险阻、勇于奋斗的不竭动力源泉。立党为公,忠诚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既是红船精神的灵魂,也是红船初心的思想魅力与强大生命力之所在。由此可见,红船初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根基、方向、信仰与本色,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坚定信念。在当前我们既要大力弘扬红船精神,更要坚守红船初心,积极汲取其中的精神营养和力量,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把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学深学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应有的积极贡献。

当前,弘扬红船精神、坚守红船初心的思想理论前提,首先要承继建党时期先贤们研读马列主义著作,认真聆悟其精神实质,更好地加以应用的优良传统。如李达在当时翻译、介绍和出版马克思、列宁的著作、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先后印刷多次的历史,深刻展示了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于中国共产党人重大意义的时代性和长久性。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统。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一传统得到进一步发扬,党中央政治局先后数次进行集体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要求全党的干部、特别是省部级领导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坚定理论信念,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提高战略思想能力、综合决策能力、驾驭全局能力,团结带领人民不断书写改革开放历史新篇章”。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蕴含和集中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和基础。”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呢?

首先,要明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每一部著述成书,都不是为著作而著作,都是在一定历史背景下为客观实际(理论的或实践的)的需求而著述的。因此,我们在研读每一部原著时,必须先要了解该著作在何种历史背景下,是因为什么样的客观要求必须著述该著作。与此同时还要了解该著的撰著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否彼此商议过的情况,这样就必须阅读他们与该著相关的彼此通讯。如研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要同时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68至1878年间有关杜林和《反杜林论》的三十多封书信,才能比较全面的、深刻地理解《反杜林论》的种种问题,才能领悟和掌握其中论述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其次,要做到原原本本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还必须结合时代发展的要求,每个时代发展的要求是不相同的,如建党时代、革命时代、建设时代和改革开放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不相同的。同时,每个时代发展的要求,又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既有社会经济、政治、生态环境等发展的要求,还有思想理论和文化精神方面发展的要求。所以,原原本本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本身,就包含着必结合现时代发展的具体要求。因为,经典原著中的有些论断和结论可能不完全适合当下现实发展的要求,但其中的理论原则、论述的立场(角度)、基本观点和论述的思维方法,均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对于研究、认识和把握当下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既有很好的指导性,又会给予理论思维的有力支撑。一句话,原原本本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从当下实际出发去研读,反对本本主义。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以来,一贯倡导和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再次,原原本本研读马克思主义原著,也要像建党时期先贤们那样,对阻碍、歪曲、反对研读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假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机会主义错误思潮,要予以无情地深刻批判。事实上,我们党的先贤们在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理论基础的过程中,从未停止过对机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等阻碍和反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和运用的斗争。先贤们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是我们应当承继和发扬的一个重要原则。因为,这既是巩固理论自信、加强理论信仰和维护当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保障,也是当前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研究的重要途径之一。历史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在同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派别的论辩和斗争中实现的。特别是在当下文化多元、网络盛行之际,研读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切不可忽视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敌对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与渗透,特别是对有的打着自称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权威”的名义,以曲解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原意的人,要特别关注,予以尖锐批判。他们毁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质,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歪曲为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把恩格斯歪曲为反对暴力革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倡导者。因此,原原本本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必须结合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这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自身的新发展,增添新内容的重要途径之一。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就是革命的和批判的。加强理论信念,坚定理论自信,既要原原本本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也要对各种错误思潮予以坚决的批判和斗争。

作者简介:朱传棨,1928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下载葡京app客户端离休教授。兼“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顾问和“中国墨子学会”顾问,先后被评为“湖北高校优秀共产党员”、“武汉大学2010——2012年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湖北省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文章来源:《文化软实力研究》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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